識別、懲治“台獨”頑固分子一直是反“獨”促統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正在不斷推進。中央台辦發言人稱，將禁止被列入“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的人員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製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還特別強調“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責”。給“台獨”頑固分子拉清單並予以製裁是必須的，是建立“反獨”的可信威懾；同時也是豎起曆史恥辱柱，名列其中的民族敗類將遭到中華兒女世世代代的唾棄。

174535684105214　　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 藤田高景：國際上有關於流失和被掠奪的文物的國際法律和法規，如1956年生效的《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 ，就明文規定禁止掠奪和轉移文物；1972年生效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也規定，禁止進口被掠奪的文物，並規定了將其歸還原屬國的義務。然而目前世界的現狀是，許多被掠奪的文物並沒有被歸還，仍然滯留在掠奪國，所以條約並沒有有效地發揮作用。

　　長久以來，盡管中國與埃及、希臘、印度等文明古國，不斷要求西方國家無償歸還各自國家的流失文物，但英、法、美等主要的“文物流入國”均借口所謂的“文物國際主義”，對歸還的聲音置之不理。2002年12月9日，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法國的盧浮宮、美國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19家歐美博物館、研究所聯合發表所謂的《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聲明》，反對將藝術品、特別是古代文物歸還原屬國。他們辯稱文物作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其收藏不應也不必有國界之限，並聲稱自己的文物保護技術和設備先進，有利於更好地保存文物。對此，藤田高景認為，這是為自己開脫罪責的強盜邏輯，讓文物回歸故鄉才能完整地呈現其記錄曆史和傳承文明的價值。

　　退市決定乃根據若幹考量因素做出，包括公司發行在外的存托股所對應的 H 股數量與公司全部 H 股數量相比較少，公司存托股的交易量與公司 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相對有限，以及維持美國存托股在紐交所上市和該等存托股及對應 H 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並遵守證券交易法規定的定期報告及其他相關義務所涉的較大行政負擔和成本。公司董事會批準存托股退市，並根據未來相關實際情況，在公司滿足證券交易法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申請撤銷該等存托股和對應 H股的注冊。

　　當本刊記者和孫誌宇聊起文件上的標準，正在為防疫奔波的孫誌宇發來語音感歎：“咱是一心想給患者服務好，可是實在沒條件啊！”他說自己也曾去過河北省安寧療護試點單位邯鄲市中心醫院考察學習，看到了相對完備的“安寧病房”配置標準，但這些都是他一個“搞保健的”不敢想象的。那些理念對孫誌宇來說太縹緲，眼下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讓病人“不痛苦”，他告訴本刊，作為醫生，他不得不麵對一個尷尬局麵：衛生院沒有使用強效止痛藥的資格。如果連終末期病人的疼痛都不能處理，那病人怎麼能夠安寧離世呢？

　　在孫誌宇看來，癌症是最受罪的疾病之一。他忘不了一個得食道癌的街坊，因為癌症發現得實在太晚，接受手術時，醫生看見他的食管已經被癌細胞侵蝕出了一個瘺孔，所有吃下去的食物都會漏出去，進入胸腔的引流管。還有一個食道癌病人，“當時已經不能吃飯了，我們隻能給他輸液，保持體內電解質平衡，每天輸每天輸，整個手背都是針眼，到後來我們從這兒輸進去的液，會從另一個針眼冒出來……”更早的時候，隔壁村還有個肝癌患者，因為實在受不了癌痛，最後選擇了自殺。

　　寧德時代這次選擇匈牙利建廠既是一個個案，也是一種具有普遍和啟發意義的現象。對於歐美一些勢力越來越鼓噪用政治眼光審視中國投資，布達佩斯堅持理性務實、不盲從，不讓自己國家利益被別人的政治動機所綁架，並因此承受不必要的代價，其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也給它帶來了回報。匈牙利駐華大使說，匈牙利為成為大型中企進入歐洲大陸的“主要切入點”感到自豪。而健康穩定的中歐關係和中歐經貿關係，既有利於中歐雙方，也有利於世界。雙方理應為增進經貿合作相向而行，其中也包括為更多中企進入歐洲提供更多“切入點”，並且連點成麵。

　　記者從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注意到，8月13日0-24時，西藏自治區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9例，無症狀感染者443例，截至8月13日24時，西藏自治區共有本土新冠肺炎感染病例678例，其中確診病例83例，無症狀感染者595例，目前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均已隔離治療。西藏自治區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病例數量增長較快，記者就此向有關部門負責人了解到，主要是因為西藏地廣人稀、低壓缺氧，複核時間用時較長，為不耽誤初篩陽性人員隔離、治療，及時管控傳染源，對核酸檢測初篩陽性人員不再進行複核，按無症狀感染者管理，同時隨著各援藏省份、軍地醫療衛生機構檢測人員、設備陸續到位，西藏自治區核酸檢測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中國新聞網）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時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其中，麵向海外不斷進行投資和業務拓展的中企功不可沒。寧德時代在匈牙利設廠毫無疑問有利於歐洲的電動車發展。對那些幹擾務實理性合作的“大西洋派”或醉心於“價值觀外交”的美西方政客，我們要說的是，這些人士應該反思檢討，他們不應該再以特殊眼光看待中國企業的投資。當一係列政治挑釁和脫鉤斷鏈行為不斷惡化雙邊互信和合作氣氛時，世界上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會“送上門去”，冒成為下一個被蠻橫打壓圍剿對象的風險。如果一直采用這樣的政治手段限製經濟行為，那隻會和經濟全球化的大勢背道而馳。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